雷音（化名）：杨宪益传（删节版）[节选]
94．被捕
1968年4 月27日晚上十一时左右，杨宪益在外文局大楼办公室被捕。紧接着，戴乃迭在家中被捕。这个日子是当时参与" 行动" 的一个当事人回忆的。他说，那天恰逢一位同事结婚，参加完婚礼后，保卫处处长张仁杰对他说：" 今天晚上留下来，有任务" 。行动前他们和公安局的人商量如何动手，最后决定把杨宪益叫到办公室" 抓" ，乃迭就在家里抓。
详述这个问题之前，先简要回顾一下当时的背景。这时的" 文革" 形势，经过毛泽东首肯的" 上海一月革命" ，全国都发生了向各省、市政权的" 夺权" 行动，并纷纷仿效上海的样板成立" 三结合" 的" 革命委员会" 以取代过去的省委省人委。" 革命" 一经从思想批判变为赤裸裸的" 夺权" ，那么，争夺" 权力" 、" 地位"的争斗就在所难免了。文斗变成了武斗，全国性大规模的武斗此起彼伏且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毛泽东决心要打倒刘少奇：围攻中南海的行动如火如荼，百万人的批刘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中央文革的" 揪叛徒" 的" 一号专案组" 紧密活动，为" 砸死" 刘少奇的叛徒罪名加紧搜集" 证据" 。康生江青王力戚本禹等中央文革成员开始鼓吹批判" 军内"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全国的形势越来越乱。
与此同时，文革对中国外交路线的影响日益严重起来，极左派以" 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 和" 发源地" 自居，他们要" 输出革命" ，要拯救处于" 水深火热" 之
中的" 世界三分之二" 的被压迫人民。因此，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外交纠纷不断。1967年8 月，发生了红卫兵火烧英国驻京办事处的严重事件。中英关系骤紧。一时，中国几乎跟所有国家（苏、美、英等大国和周边邻国）都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越南除外）。
1968年3 月12日，新华社报道，兰州公安局" 破获" 一起" 英国间谍案" 。《
人民日报》于同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决打击敌特间谍分子，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江青在此前后发表了一个讲话，大意说在我国工作的很多外国人，表面上对中国友好，还以专家身份为我们工作，实际上长期从事间谍活动。有些人，解放前就来到了中国，潜伏的时间有几十年。这个讲话以后，大规模抓捕外国人的行动开始了。杨宪益在回忆中说：
68年年初，江青就说过这个话。她说不要相信在这儿给我们工作的外国人。外国人中间有不少是特务，而且有些是潜伏很久的，解放前就到中国来了，假装给我们工作，实际上是特务。她这个话一说，就开始抓外国特务了。68年就开始了。68年初抓了一个学校的几个美国人去坐牢。在我们这儿先是抓了一个爱泼斯坦。因为爱泼斯坦是一个活跃分子。他要成立国际造反协会，闹的很厉害。李敦白也闹的很厉害，他在电台。这些闹的最厉害的外国人那时候是最革命的，结果就认为最可疑，就把他们全给抓走了。爱泼斯坦就住在我们隔壁楼上，一天早上听说前一天夜里他跟他夫人都给抓走了。我当时觉得跟我自己没什么关系。因为虽然乃迭也是外国人，可是乃迭平常对政治不关心，也没有张牙舞爪地闹。所以抓走了爱泼斯坦我觉得跟我们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到了五一节前，忽然大家就好像对我有点敬而远之了，躲开了。我也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那天晚上我拿了一瓶白酒--那时候因为整天闹运动闹的挺烦的，我常常晚上跟乃迭喝点酒。她喝了一点酒就去睡觉了。到了差不多十一点了，我想我也该睡了，正想睡觉去，外面有人敲门，我心里想又是来找我问材料了。那个时候已经不问关于我的材料，也不斗我了。就是要我揭发别人的问题--前一阵他们就是晚上来找我的。我一看就是那位管战斗队的一个同志跟我们一个搞行政的同志。他朝这儿点点头，要我跟他走。我想平常他问我问题就是在隔壁，结果他一直带我到办公室大楼去了。我想也许是外面人来外调了，怎么夜里还来外调。我穿了一双拖鞋，那拖鞋比这个（指他当时穿的鞋）还大两号，踢里踏拉的，我也没换皮鞋就跟着走了。我们上了三楼。屋子里趋黑的。就点了一个台灯。一屋子密密麻麻的一大堆人。我心想这是干什么？我一进去就看见还有解放军，很多解放军把我围在那儿。先是由两个人把我两个膀子拉住，怕我挣扎。然后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杨宪益。你多大岁数？我就答多大岁数。什么地方人？问完了以后他就说现在奉北京市军管会的命令将你逮捕。然后要我签字同意搜查我的房间。要我自己签名。我就签了。签完了以后他看我也没有什么反抗的意思，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就又犹豫了半天。他们都非常紧张。我旁边的解放军比我紧张的多。完事以后他们说算了吧，把我带走了。哦--我刚才忘了说，他们一说奉谁的命令将你逮捕就--咔嚓--给我戴了手铐。我当时还研究了一下，是那种活手铐，越动越紧的那种。到了楼下，工友看到我还挺惊讶的，看我半夜从楼上下来，戴了个手铐，还穿双拖鞋，踢里踏拉的下来了。结果，来不及换鞋子，就把我带走了。
到了外头有个吉普车，（上车后）就要我低头，后面有人把我头摁下来，被摁
到他们大腿上，我就睡了，可是还看的到外边的亮光，看的到从哪边走。忽然一阵子亮光，我说这是过了西单了，又往西南角走，到了自新路，地名就叫半步桥，有个大铁门，电动的，自动就开了。我们进去，大门就关了。
监狱在自新路白纸坊，在陶然亭那边，从前鲁迅书里写着叫第一模范监狱。（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在杨宪益被抓以前，出了一件事：杨宪益的家被四个女造反派霸占了。她们占用了杨宪益的客厅，把杨宪益夫妇挤到卧室里。邹霆回忆到这件事时，把它与杨宪益的被捕联系在一起：
三个外文局的造反派，出身好的、根红苗正的女造反派霸占了他的客厅。他的东西没全搬出来，那个橡皮树花盆书架什么的都在里头，就把他的书桌呀抽烟喝酒的东西搬出来了，挤到一个卧室里。（被捕前）最后一次喝酒就在他的卧室里。我坐床上他坐在一个硬木箱子上喝酒。完了我说你送我一下，他出来了几分钟。我说这三个女孩子霸占了你的客厅，你小心一点。可能是埋了什么东西。这不是一般的事，你要警惕。咱们都是搞过地下工作的，应该有嗅觉。这是搞火力侦察的，可能留了什么东西。宪益说不至于吧。他这个人是稀哩马唬的。（邹霆访谈，1995年12月28日）
蹊跷的是，那三个女造反派在杨家只住了几天，又搬了出去。这件事究竟是不是公安局的" 火力侦察" ，至今仍然是个谜。
戴乃迭是从睡梦中被惊醒的。对她的搜查大大严于杨宪益。她甚至被脱光了衣服进行检查，这是对最" 危险" 敌人的做法。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乃迭在我被捕后的同一夜里被捕。几个女人甚至脱光了她所有的衣服进行彻底搜身。而对我根本没有搜查。我想，他们认为她是一个十分狡猾阴险的外国间谍，一定随身藏着密电码或者什么特殊的仪器。她被判单独监禁，比我严厉的多。（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237, 雷音译）
笔者从那个参与" 抓捕行动" 者处得知，这次杨宪益和戴乃迭被捕的" 直接原
因" 是戴乃迭把文革小报寄往国外，被有关部门" 发现" ，怀疑她是外国间谍。邹
霆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
杨宪益告诉我，戴乃迭用打字机打了一封信，把毛泽东内部发表的诗，还可能有几句所谓最高指示，没对外（发表）的，寄到伦敦的进步朋友那里。这个信被扣了。戴乃迭那时侯太崇拜毛主席了。她的主观愿望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可（这边）扣她泄密。（邹霆访谈，1995年12月28日）
现在看来，当时逮捕杨宪益夫妇的最过硬的" 罪证" 就是戴乃迭的这封信。就这样，仅凭一封" 泄密" 信件，仅凭" 怀疑" 就使杨宪益和戴乃迭双双坐了四年牢。
杨宪益和戴乃迭被带走之后，公安部门紧接着对他们的家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他们把熟睡中的杨宪益的两个女儿叫醒，让她们作为搜查的见证人。搜查完（什么" 罪证" 也没查到）之后，公安局把杨宪益的房子封了起来，只留一间房给他的两个女儿住。从此，杨宪益一家五口散作五处，杨宪益和戴乃迭被分别关押，三个孩子各自到了湖北、河北和东北，到" 广阔天地" 中去" 锻炼" 了。杨烨分配到湖北鄂城一个农机厂后，受到严重政治迫害，最终导致他神经分裂。此是后话。
95．半步桥边卧醉囚
黄苗子先生有一首诗《咏酒呈宪益》，诗中的两句" 十年浩劫风流甚，半步桥边卧醉囚" ，捕捉到了当年杨宪益被捕入狱时的精神面貌（尽管有艺术夸张的成分）。
杨宪益入狱的时间是1968年4 月27日深夜，履行完入狱手续后他被带到一间挤满了犯人的牢房。十二平米的房间，两排通铺上的犯人像沙丁鱼似的一个挨着一个。杨宪益勉强挤进一条缝隙中倒头就睡着了，他睡的很香，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快七点。他醒后，同狱一个上年纪的犯人与他有以下的对话：
" 嗨，为什么把你抓来了？" " 我也不知道。" " 我们想那么晚了，你又满身
酒气，你一定是喝多了，在街上惹了麻烦，所以他们抓了你。" " 没那回事。我是在家被抓的。" 那人不说话了。忽然，他充满向往地说：" 你的酒气好闻极了，一定是好酒！我好多年没喝酒了。那酒多少钱一两？" 我对他说我不是按两买的。我买的是整瓶，忘了是多少钱了。他问我：" 你喝完了吗？" 我告诉他还剩三分之一没喝完，他叹息着说：" 不知道他们放你的时候这酒还在不在？" 四年后，当我被释放回家，我在壁炉台上发现了那个酒瓶，瓶中仍存留有当年没喝完的酒。不过我没有喝它，我把它给了一个年轻的同事。（摘自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32-233页，雷音译）
这个故事流传的很广。笔者在没认识杨宪益之前就在王佐良先生的学生那儿听到过这件事。我想，很多知识分子之所以对这个故事感兴趣（如前所述，黄苗子先生还专门为此事赋诗），正是他们从这件事中看出杨宪益" 与众不同" 的" 特色" 。试想一个人平白无故地半夜被从家中骗出，然后大张旗鼓声色俱厉地当众逮捕，立刻戴着手铐扭送监狱，他居然没事儿似的倒头就呼呼大睡，睡梦中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酒香，使同狱的犯人垂涎欲滴，犯人们望着这个" 醉老头儿" ，不知他是何方神仙。怪不得那个老犯人认为他是因喝酒闹事被关。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居然是一个" 阴险奸诈的外国间谍" 。
然而，这只是事物的一面。杨宪益当然有忧虑和愁苦。他说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妻子乃迭（他还不知道乃迭也像他一样被捕）和两个女儿。他向看守长讲述了他的担心：
我说，乃迭十分容易受惊。她发现我被捕，可能会神经崩溃，或者自杀。而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即将大学毕业，一个中学毕业，她们俩怎么办呢？看守长微笑着说乃迭很好，她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至于我的女儿，我的罪行与她们无关。所以他们会得到很好的照顾。（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36 页，雷音译）
看守长的话使杨宪益放心许多。不知是否有意，看守长在说到戴乃迭时还漏了一句：" 她很好，跟你一样" 。这使杨宪益确信戴乃迭也被捕了。他没有想到，妻子受到的是比他严厉的多的" 单独监禁" 的" 待遇" ，而三个孩子因受父母的牵连，过着身无分文（主要是两个女儿，儿子杨烨在分配工作后有了工资），生活无着且遭人歧视的生活。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如果我在监狱里知道了这一切，我会忧心的多。可那时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仍然是太相信党了。在这种欺骗的话语下，我的担心大大地消释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37 页，雷音译）
从此，杨宪益开始了四年的囚徒生活。关于他的生活环境，杨宪益是这样回忆的：
我的牢房是集体的，跟很多人在一起。那天（入狱日）晚上有26个人，很挤。房间跟我现在的房间（指百万庄宿舍--笔者）差不多大。两个炕，通炕（通铺），人多，不能横着睡，都是竖着睡。就跟沙丁鱼一样一个挨一个。那天晚上很挤，后来人走了一部分，没有那么挤了。中间有一个铁桶，可以小便。有的时候有犯人忽然拉稀了，没办法上厕所了（监狱里除规定上午每人每次十分钟不到的大便时间以外，不许上厕所--笔者），结果就拉在铁桶里面，弄的屋子挺臭，大家都很反对。不过那是偶然的情况。
吃饭是一顿两个窝窝头，有时有一碗菜汤。一天两顿饭。上午一顿是十点，下午一顿差不多是五点。没有早饭。我两个窝窝头吃不完，只吃一个半，剩下那半个给别的犯人吃。有的人饭量大，两个窝窝头不够，觉得饿。我倒是没觉得饿。
菜汤没有油。有时候给我们加一点猪油，病猪熬的油。虽然是病猪，反正熬过了吃了也没事。饭钱很便宜，一个月的饭钱才四块钱。那个时候没要我们自己掏饭钱。我们是犯人，要枪毙的。后来把我放了以后，又要我出饭钱。那是后来的事。
犯人跟犯人之间不许讲话，不许告诉自己的案情。可是实际上我们还是偷偷地
讲话。
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上午九点多钟开始读报纸，有时候背语录。报纸就是一份《人民日报》，别的书不许带。后来才让我们读老三篇，背老三篇，背的不好的要挨批评。我从来背的都很熟，没什么问题。
大便是每天早上一次。大家集体叫出去，大家排着队，到一个蹲坑的厕所，大家蹲坑大便。只许十分钟。有的人大便干燥就很伤脑筋。十分钟完了之后就给轰回来，集体走回来。早上起来之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洗脸，时间不到一刻钟。洗脸的地方倒是有自来水。我们匆匆忙忙地洗。有的时候还要赶着洗洗袜子衬衫什么的，那就很紧张了。一刻钟以后又被带回来。别的时候就在牢房里头关着。
每个月有两次，叫放风--有时候他（看守）忘了，忘了就一次都没有--放风就
是把你们集体的叫出去，到外面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到一个也是关起来的四面有墙的那么一个地方，上面没有顶，可以有点阳光。在那里头集体地转，转个一圈两圈，然后再把你们叫回去。放风大概一次十分钟左右。（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关于提审，杨宪益回忆说：
每个人根据他的案情不同叫出去提审。开头的时候挺严格，还夜审，好像挺紧张似的。夜里，十二点，把你叫起来，叫你出去。还有带枪的人，枪上带着刺刀，押送你走。好像要押着去枪毙的样子。为的是吓唬你一下子。提审都是一套老公式。一开头对我是很严格的。说杨先生你不要隐瞒什么，你的事是铁板子钉钉的，都是实打实的，隐瞒也没有用。你老老实实交待吧。你不交待的话，明后天早上我们就要公审，公审完了我们就拖出去枪毙了。你还是老实交待好。交待了可以不枪毙。……刚一开头的时候他问我你知道犯了什么罪？我说我不知道犯了什么罪。他说你想隐瞒是没用的。你的材料有一房子那么高，都是你的材料。我们都调查清楚了，你还是老老实实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是那一套玩意。
第二天早上起来给我一搭子纸，让我写材料。我也不知道写什么，只好把过去认识的人，朋友和亲戚的名字都写下来，我跟他们是什么关系。中国人我大概交待了一百五十个人，外国人我写了一百个人。我写了一大堆材料给他。他看这个什么都不重要。他说你这是故意隐瞒。你再不老实我们就把你提去公审。我们刚刚毙了一个遇罗克。就是天天闹那一套。
开头的时候半夜里提审过两三次。后来一般都在下午的时候多。在林彪出事以前比较严厉，好像是动不动就快提走了，给枪毙了。林彪出事以后比较缓和了一些。后来看起来不像要给拉出去枪毙的样子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笔者在采访中曾问杨宪益这样一个问题：审讯者说的要" 公审" 要" 枪毙" 的
话，你当时认为仅仅是威吓还是有可能真的实现？你怕死吗？杨宪益是这样回答的：
我觉得有可能实现的。因为那时不断地传讯，每一次都很凶很凶。总是警告我说一两天又要搞公审了。那时候是搞过好多次公审，每次公审都枪毙几个人。不过我当时也不大在乎。因为我好像是怕疼，受刑我是害怕的。可是要是死的话我一点也--从来我对这事不怎么关心。要真是拖出去枪毙，毙了就毙了。就算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黄苗子先生在一篇谈杨宪益的文章中说：" 昔金圣叹有言：' 杀头，快事也，
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不亦妙哉！' 个中境界，宪益有焉。" 黄苗子不愧是杨宪益的
朋友，他对杨宪益精神世界的把握有独到之处。
96．在监狱这个社会大学校中
四年囚犯生活在杨宪益一生中是个独特的阶段。尽管对自己被捕感到意外，但杨宪益很自然地完成了一个" 公民" 到" 囚犯" 的转变。因为他这个公民早已沦为" 贱民" ，他被" 揪出" 人民队伍已近两年。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是人们随时可以唾骂、批斗、侮辱和嘲弄的对象。对一个" 牛鬼蛇神" 来说，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啻为一个巨大的监狱。从大监狱来到小监狱，对杨宪益似乎并没有太大困难。人对苦难的耐受力似乎是无限的。
经过两年多的频繁提审、威吓和讯问，从71年下半年起，狱方对杨宪益的提审越来越松，后来就干脆不管他了。杨宪益的精神压力明显减轻。他也从一个" 新号" 成了" 老号" 。四年中，他换过很多囚室，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他回忆了一些狱中的人和事：
我坐牢听到的名人不多。有一个是跟我同一个牢房的。我进去他刚给提留出去，就是遇罗克。遇罗克是前几天刚公审，公审完把他拉出去枪毙了。他是一直到最后不承认错。一直强犟到底。不过这个人我没见到面。还有一个人也没见到面，不过我在的时候他也在，就是聂绀弩。聂绀弩这老头子还很倔，让他在牢房里头，他总爱自己一个人跑。结果就给他腿上戴了死刑犯的大铐子，让他走不了路。结果他还要跑。一跑摔了一交，把脑袋给摔破了，流了好多血。这是他们（同狱犯）跟我讲的。还有一个是那时候有名的和尚。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是北大的一个学生。因为失恋出了家。也是当时北京的一个名人。后来那个人也放了。
里头有一个是刘铁云的孙子，叫刘厚怙，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也倒霉，给抓进去了。关了两年。这个刘厚怙也挺滑稽的一个人，他原来也是一个少爷，虽然刘铁云没有什么钱留给他，也还算是个少爷出身吧。刚解放的时候他上了当。他们家在天津有点铺子什么的，有点商业。他听了一次刘少奇的报告。刘少奇说大家放心，我们现在是几个阶级共同专政。有民主党派，有共同纲领。我们是按照共同纲领办事的。中国现在还很穷。我们资本主义还要搞几年。做买卖的我们还要扶持，还要发展。是那么说的。所以他以为--他说看起来还可以做买卖。可到了后来就成了资本家。后来资本家又完了。后来又把他抓进去坐牢。他没什么大问题。挺好的一个年轻人。学问也不错。现在这个人去世了。他以前住在白云观里头，当道人。他做过道教协会的副会长。
我们那儿住的人有两种情况，有的人关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像我那样后来就放了。有的是关一阵以后就拉出去。事后才知道，拉出去就枪毙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当笔者问杨宪益" 拉出去枪毙的人有没有公审" 时，杨宪益说：
都有公审。不过公审都是形式主义的。走一个形式。等于说，就是拉到那儿开一次斗争会。大家在一起喊喊口号，然后就枪毙了。枪毙人都在酒仙桥那儿。酒仙桥桥底下是刑场。把人带去，一般的死刑犯都戴着銬子，然后从背后用脚一踢，一踢就站不住了，就跪倒了。一跪倒，后面的人就拿手枪在你后脑勺上一枪就完了。完事以后还要跟家属--来收尸的--还要跟他要子弹费。四毛钱还是多少钱。家属还得给子弹费。没人收的呢，就拿一个芦席一包，或者是埋了，或者是烧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据杨宪益说，以上情况是一个被" 陪绑" 押往刑场的犯人亲口告诉他的。
在众多难友中，杨宪益对一个原志愿军战士的印象特别深。这个前志愿军士兵竟然为了爱情不惜偷渡国境，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有一天我搬到一个新牢房，一个很小的牢房，只有四个人。我跟一个年轻人躺在一块儿，熟了，我就问他为什么进来。他给我讲了一段故事，很有传奇味道。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在抗美援朝中间跟北朝鲜的一位姑娘发生恋爱了。就有感情了。抗美援朝结束他回来了。回来了以后还算是有功的人，到了北京给他分配了一个挺好的工作，就是北京整形医院里当会计，管钱。他在管钱时也偷偷摸摸地私用过公款两三百块钱。数目不大。可是以后他跟他爱人关系不怎么融洽，总想在北朝鲜的那位姑娘。他忽然烦了，要到北朝鲜去，不做中国人了。他想到北朝鲜去找那位姑娘结婚。他因为当过兵，游泳挺好。他说鸭绿江我也很熟，什么地方可以艀过去我都知道。结果他就艀过去了，偷渡上岸了。上岸后给北朝鲜方面的守卫抓到了。他去以前，中国跟北朝鲜正有一度关系紧张。北朝鲜是跟苏联站在一边的。所以他想，我到北朝鲜去就骂中国共产党怎么怎么不好，这样不就正合他们的口味了吗？他身上带了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他自己跟我讲他把小红书从口袋里拿出来，往地上一扔，还拿脚踩了几脚，表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痛恨。人家也没什么表示就把他关起来。过了几天把他装在一个邮包里给寄回（东北）来了。他不知道，就在他骂毛主席的时候，正好周恩来又跟北朝鲜的关系弥补好了。正是请北朝鲜的人回到北京来的时候，情况又变化了。北朝鲜跟我们又是战友了。结果就把他邮寄回来了。他当然又是偷渡又是反革命。可是因为他过去是抗美援朝的军人，所以审问了他以后对他还客客气气，把他从东北运到北京来，就住在我们那个牢房里。头一天我还问他：你觉得将来会对你怎么样？他说我这事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家对我挺客气，在东北吃的也不错。我挪用过两三百块钱公款，也交代了。顶多不过是让我退赔两三百块钱吧。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大早，叫他卷铺盖，他高高兴兴地跟我们说再见，走了。过了一天，我听说他拖出去枪毙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杨宪益说，在监狱里跟别的犯人关系处的好坏对狱中生活影响非常大。万一跟
别的犯人搞不好，就会受很多罪。他提到一个老天主教徒的遭遇：
有一个老天主教徒，到那儿每天唱祷告，唱圣母玛利亚，在被窝里头跪着唱。大家就欺负他。用被窝把他蒙起来揍他。看监狱的人对他态度也不好，常常把他提留出去问。交代的他们不满意，他们就用凉水滋他，冻的他要死。他挨过好几次揍。还有两个犯人后来浑身浮肿死掉了。可是我没受什么罪。（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杨宪益尽管没有遭受过那位天主教徒那样的皮肉之苦，但是他也屡屡被一些同狱的小流氓欺负。笔者曾经采访当年和他同一牢房的外文局造反派邢军（邢军这个外文局有名的" 革命造反派" 和杨宪益这个" 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先后沦为" 阶下囚" ，被关在同一间牢房中，是文革中的典型现象。类似的荒诞剧曾在全国范围内一演再演，引人深思），邢军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使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杨宪益在狱中生活状态，他说：
我是71年年底到72年年初和他（杨宪益）在一起的。我71年5 、6 月份抓进去的。先把我关在秦城监狱，一看我级别不够，又把我转到北京看守所去了。和他关在一起。我一进去就认出他，他没认出我。那时一个房间关十来个人。我一进去就说" 哦唷，他妈的这老头怎么和我关在一起？！" 后来过了两天--我坐（班房）在和他隔一个人--我说老杨你不认识我？他说不认识，你是七机部的？我说我是外文局的。他一听" 啊" 了一声。我说我叫邢军。他说这个名字很熟。那时候文化大革命，都知道我。他说" 你们怎么会进来的？你们是毛主席红旗下长大的人，怎么会……" 我说文化大革命乱套了，外文局体系的冤假错案，你可千万别相信。……就这么聊到一起了。
老头挺幽默。我说你是怎么进来的？他说我和我爱人喝了一瓶酒，喝的醉醺醺的把我抓起来。第二天我还问" 这是什么地方？" 他们说" 监狱，老头儿！" ，"
一进门就闻到你满身酒味儿，你不是酗酒闹事的吧？" 这都是他和我聊的。
我说听说你是里通外国给抓起来。你怎么里通外国了？他说你想我老婆是外国人，这本身就是在里通外国么。哦--是这么个" 里通外国哇" ！挺逗。
我说你过去享受的太好了，现在吃窝窝头习惯吗？他说这个窝窝头也挺好吃的，越嚼越香吃出奶油蛋糕味儿来了。他这个话说的很含蓄，带有讽刺。共产党的监狱好像吃的很好，其实是吃这玩意儿！我说你爱人在下面（当时杨宪益已知道戴乃迭也被关在同一所监狱里）不还是喝着牛奶吃面包啊（当时外国犯人的伙食比中国人好），你在这儿，咱俩只能吃窝头啦。他说什么？" 她鼻子比我大，眼睛比我绿，所以有区别" 。老头很幽默。
那时，在里面的我认为大部分都是好人，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冤案。可监狱里面也有坏人，地痞流氓一类的，欺负他。叫他" 老反革命，给我洗衣服！" 让他给他洗衣服。我说老杨你凭什么给他洗衣服？你能洗他为什么不能洗？洗背心洗裤衩的。杨宪益不会洗衣服。人家洗衣服是搓的，他洗衣服怎么洗？像敲锣镲，咣咣（用两手比划）这么敲的。我说老杨你这么洗衣服？他（压低嗓子用气音）说" 不要惹他不要惹他" 。我也年轻，我是部队下来的，我怕什么？我爱打抱不平，又和他一个单位。我（对那人）说你以后别欺负老头，他可有学问了。" 他妈的你怎么知道？" 我说你他妈的！你敢动我一下？老子马上打死你！那个人一看怵了。那里面谁横谁厉害你知道吗？不讲理的，谁横，谁能打就厉害。我看不惯了，就说跟他们干！刚进去，你悚了他就欺负你呀⑷。（邢军访谈，2000年3 月18日）
由于邢军的保护，以及杨宪益有" 学问" ，使狱友们渐渐对杨宪益越来越佩服。说起学问，邢军举了一个例子：
那时候学毛主席诗词，有一句诗" 帝子乘风下翠微" ，有些人不懂什么叫帝子乘风下翠微？我说这事你们要问老杨了。因为毛主席诗词就是他翻译的。老杨就说在湖南什么地方有座山，" 帝子" 是第几个皇帝……大家一听，说的合情合理。有的小流氓就对他很尊重。说老头儿不简单呀。我说你看，是不是有学问？你们他妈的还老欺负他。后来对他就很佩服。个别人还叫他杨老。他说千万别这样叫，这里边不能这样称呼。（邢军访谈，2000年3 月18日）
狱友们最佩服杨宪益的是，他居然在毫无信息的情况下，" 预測" 到林彪出事。杨宪益在回忆中多次谈到此事，并为自己的" 先见之明" 深感自豪：
那时候我们只能看《人民日报》，别的东西不给我们看。外面的消息我们又不知道。我就从《人民日报》的字里行间看外面的情况。我看到先是批判陈伯达，最后黄永胜也不见了。71年，那一年忽然沉默的很，林彪的名字也不见了。到了国庆，这一年的十月一日特别的不同。我注意到西哈努克来的致敬电。西哈努克跟我们是最熟的。他平常写的是毛主席，然后是林副主席，然后是别人。他这回忽然改了，不提林副主席了。光提毛主席，然后就是周总理，跟以往不一样。另外就是过去林彪每次十月一日他都要登天安门，都要嚷一阵子。声音就跟我们过去在英国听的希特勒一样。有点歇斯底里，嗓子挺哑的在那儿嚷。这一年他也不露面了。我心里想，看起来林彪也完蛋了。我们每个人手头都有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前面有一个再版前言。平常我们每天都要背诵再版前言的。那时候背的很熟，现在想不起来了。不晓得为什么我就觉得挺开心的。我就把我那本小红书上的再版前言给撕掉了。正好那时候有一个年轻的打砸抢分子给关进来了。那个人偷偷跟我说：听说林彪出事了。我说不知道。大家说不会吧，林副主席怎么会出事呢？后来果不其然，一天下午忽然查监的人很严肃的" 啪" 进来了。那时离十一已经过了几个月了。说你们把红小书全交出来。我们就都交出来了。他就一本一本的翻。翻了一本，就放在一边拿走了。又翻一本，又拿走了。我的那一本呢，一翻他愣了，好像没有再版前言；又翻，翻了几次。他也不说话，想了想也不说什么就" 嘣" 地扔给我了。大家就纳闷了。说怎么我们的红宝书全给没收了，你的那本不给没收？我没说什么，就笑笑。我说再过几天你们就明白了。后来又过了几天，证实林彪出事了。所以这个事我有先见之明。我很得意，非常之得意。一直到今天想起这个事还挺得意。别的年青犯人都挺佩服我：诸葛亮！坐牢期间最得意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件事。（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从此，杨宪益的难友们对他无比佩服。杨宪益在回忆中说起他教他们唱苏格兰歌曲《罗蒙湖》、《友谊地久天长》，背中国古诗。他把白居易的《长恨歌》一句一句地教给他们。年轻的" 打砸抢分子" 们如饥似渴地跟着学，从头到尾跟着背。牢房里洋溢着动人的学习气氛。杨宪益还提到一个工人对他的友谊：
有一个年青犯人，还给我缝了一个艺术品。牢房里不许用针线，不许有任何尖的东西。他从地板上抠木头缝儿，抠了点尖的木头片儿，做了一个木头针。他用手绢给我缝艺术品，缝了一幅松树。他做了几个月做成功的，很好的一个艺术品。不过就是很脏了。我出来以后阿姨不知道，她给我扔了。挺可惜。不然的话可以留个纪念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笔者在采访中问杨宪益：在坐牢时，您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是怎么想的？有没有什么预测？有没有害怕？杨宪益回答说：
我怎么样也枪毙不了--除了一开头的时候很难说，那时候谁都难说怎么样。不过到林彪去世了以后，情况就缓和的多。知道怎么样也判不了死罪。有犯人问我：将来把你放出去你估计会怎么样？你还能喝酒吃肉吗？我说到时候看给我多少钱？要是给我的工资是二、三十块钱以里，我就不喝酒不抽烟；要是三、四十块钱左右我也许不吃肉了，还可以抽一支烟；要是再多一点我就又抽烟又吃肉又喝酒。（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这是狱中的杨宪益对自己" 前程" 的" 最高憧憬" 。无独有偶，季羡林先生在
口述历史时曾对笔者说，他在牛棚中也曾展望过自己的" 前程" ，他的" 最高奢望
" 是到农村做一个农民，终老此生。
97．陷身囹圄死生轻
" 陷身囹圄死生轻" 是杨宪益在戴乃迭去世后写的悼亡诗中的一句。全诗是：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这首沉痛的诗高度浓缩了杨宪益和戴乃迭坎坷多难的一生。其中" 陷身囹圄死生轻" 正是杨宪益监狱生活的深刻写照。也是许多同狱难友的命运。杨宪益多次回忆，在入狱的前两年，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 拖出去枪毙" ，每时每刻都感到死亡的威胁。他看到同狱的难友中，告别时还高高兴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结局不是释放，而是刑场。杨宪益痛感作为一个犯人的" 命运不可测" 和" 生命无常" 。尽管杨宪益对生死看的很淡，但是，这种" 厄运随时可能降临" 的" 无限期的等待"对人的精神的折磨却是巨大的。这种无形的折磨在杨宪益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杨宪益在回忆中谈到，他即使被释放时也怀着忐忑的心，不知道让他" 收拾行李" 是好兆还是恶兆：
72年5 ．1 节前夕--我的日子很有意思，有许多都跟八月节有关系，有许多跟五一有关系，这个又是赶到五一前夕--忽然叫我收拾行李。收拾行李不等于是好事。有时候收拾行李就拉出去枪毙了。或者是换到别的监狱。他反正事先不告诉你。我经过的犯人很多，我看到好多犯人收拾行李出去了，出去了人就没有了。有的人听说是放了，有的人就枪毙了，都有。
杨宪益之所以心情忐忑，是因为在这次通知" 收拾行李" 之前的两个星期，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这件事使所有的难友都为杨宪益的命运担忧，一种不祥之感笼罩着小小的囚室：
有一天，看守突然叫我出去。他把我带进一个大房间，让我坐在椅子上，然后把一块写有我的名字的硬纸板系在我脖子上。之后，他打开了所有的灯。一个摄影师进来给我拍了照。然后我被送回了牢房。我把这事告诉狱友以后，他们神色沉重，有的人甚至流露出悲哀的神情。他们说看起来我马上就要宣判了，不然他们不会像那样给犯人照相。我也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47 页，雷音译）
这次的照相，的确非同寻常：被剃着光头的杨宪益胸前挂着写有" 杨宪益" 三个字的大牌子，拍下了标准的" 犯人像" 。摄影师除了拍正面像外，还给他拍了侧面像。这一切活像被判死刑的犯人临刑前的留影。对于这件事，杨宪益的反应是：
但是，我根本就不在乎。因为我已经坐了那么多年牢，不再为将要发生什么事而烦心劳神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47 页）
这是典型的杨宪益式的态度。许多记者和朋友都说杨宪益为人" 潇洒、散淡" ，岂不知，他的潇洒和散淡的性格，除了遗传于父、祖辈的血脉之外，还来源于牢狱的冶炼。" 身陷囹圄死生轻" ，当生死大权操在强权手中时，命如蝼蚁的小民怎么对应？他不" 潇洒" 又能如何？！
98．戴乃迭在狱中
当1994年笔者采访杨宪益和戴乃迭时，戴乃迭已经患病，很少说话了。关于她的狱中生活，笔者还是从她的姐姐希尔达（HildaBrown）女士那里了解到点滴情况。以下是2002年10月20日希尔达的讲述（希尔达说的是英语，笔者只记录大意）：
格莱迪丝（戴乃迭的本名）在1974年第二次回国的时候告诉我，她刚被抓进监狱的时候，住的很差。伙食也很差。窗子是破的，冷风灌进来。又冷又饿。过了几个月，伙食才开始好转。她不太愿意说起监狱的事。因为监狱那一段是不愉快的回忆。监狱太差了。
由于她没有做任何错事，所以当提审员问她的时候，她神色自若。与审判员的" 大敌当前" 有天渊之别。提审员问她：你没有什么说的吗？格莱迪丝这个" 特务" 却答非所问的说" 我想知道我的孩子怎么样了？" 提审员说" 他们有人照顾" 。这个回答虽然是谎言，但是非常重要。正是这一句话，着实安慰了格莱迪丝，使她得以安心渡过四年的铁窗生涯（当乃迭出狱后听说她和杨宪益的被捕株连了所有亲戚，两个女儿流落农村无人照顾时，她顿时哭了。她说如果她在监狱里知道此事，她真活不了了--笔者）。
希尔达还讲了戴乃迭在狱中与看守斗争，争取较人道的监禁条件的事：
当时（六十年代末）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很红火。提审员对格莱迪丝说你看美国对待黑人多不好，可我们对你很好。格莱迪丝立刻反驳他说" 可是黑人在监狱里还能每天出去放风，我却不能出去" 。经过她的争取，格莱迪丝才开始能够出去放风了。
她在监狱里靠背诵中英文诗歌打发日子。爱清洁的她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刷的干干净净，以此来活动筋骨，消磨时光。
监狱里不能看任何书籍，只能读马恩列毛的书。格莱迪丝就通读了一遍《资本论》，还写了很多读书笔记。（可惜的是，这些笔记都没有留下来）
据当时同在半步桥看守所坐牢的郁风回忆，每次看守送饭给各监室的女犯人时，她总听到隔壁牢房里传来" 谢谢" 的声音。后来她证实，这正是戴乃迭。戴乃迭身陷囹圄之中，仍然保持着一种自尊，维持着做人的基本礼节，使郁风感慨颇深。
整整四年的单独监禁，使戴乃迭出狱后得了自言自语的后遗症。丈夫和女儿都发现，她经常一个人在房间里自言自语。这种现象过了一两年才消失。
99．来自英国的请愿书
戴乃迭的母亲塞林娜收到她最后一封家信是1968年4 月写的。从此以后，戴乃迭就渺无音信了。87岁高龄的塞林娜忧心如焚，她多次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女儿的下落，都毫无着落。思之再三，塞林娜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述说一个母亲对女儿突然失踪的担忧，请毛泽东主席能够亲自过问一下此事。这封信是用中文写的（塞林娜在中国住了三十年），措词" 非常机智和得体"(希尔达访谈，2002年10月21日，北京小金丝胡同) 。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直到塞林娜在1970年8 月以89岁的高龄离开人世时，她没有戴乃迭的任何消息，甚至不知道戴乃迭是不是还活着。塞林娜去世后，戴乃迭的姐姐希尔达担起了寻找和营救妹妹的担子。起先，她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大意说" 我认为您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请您转告我妹妹，我们的母亲去世了。" 机智的希尔达试图用这种方式达到双重目的：既通报了母亲的死讯，又得到乃迭的下落。希尔达在采访中说：" 我那封信纯粹是私人信件。因为我认为中国人懂得，如果一个母亲去世了，她的孩子应该知道这个消息。这个信不是什么政治事件，所以我认为他们能接受它。" 但是，这个信也石沉大海。
希尔达意识到单靠个人力量的无济于事，她开始向社会呼吁。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她通过所在地区的议员在议会中催促英国外交部门通过外交途径营救戴乃迭。她还在英国的汉学界和宗教界广泛活动，征集呼吁释放戴乃迭的请愿书。请愿活动很快在英国各地开展起来。在戴乃迭的中学同学瑚德女士的帮助下，请愿书被寄往英国各个教区（戴乃迭的父母都是伦敦教会的传教士）, 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请愿书上签名。最后，这封请愿书上签下了两万个英国百姓的名字。以下是这封请愿书的原文：
给周恩来总理的请愿书支持格莱迪丝（泰勒）．杨女士
我们--以下所有签名的人，要求被单独监禁在中国三年之久的英国公民格莱迪丝（泰勒）杨能够与她在英国的亲戚通信。
在英国外交部、她的家庭、她姐姐和弟弟所在区的下院议员约翰．苟斯特（JohnGorst）先生和马克．伍得纳特（MarkWoodnut ）先生多次努力探询有关格莱迪丝的下落之后，最近我们从官方得知她" 活着，情况很好" ，我们欢迎这个消息。不过我们仍然急切地希望她的亲戚能和她重新建立联系。
签名人家庭地址职业( 此信资料由希尔达．布朗女士提供，雷音译)
这封签有两万多个名字的大型请愿书由下院议员约翰．苟斯特和希尔达在媒体报道下通过公开仪式正式转交给驻伦敦的中国公使馆。
第二封信是由牛津大学东方学院发出的给周恩来的请愿书。这封请愿书由23名英国学术界著名汉学家签名。这23名学者来自英国各大学中文系。以下是请愿书全文：
亲爱的周总理：
作为英国的中国文化学者--我们一直希望看到英中两个国家关系的改善--我们
所有的人都深感受惠于格莱迪丝．杨把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的工作。她的翻译对扩大鲁迅著作和其他现代中国作家作品在我国的影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她几年前在英国电台的广播极大地帮助了英国人民对现代中国生活的理解。
我们高兴地从官方渠道得知" 格莱迪丝．杨还活着，她很好" ；但是，鉴于她的家庭和朋友们已经近三年没有与她联系，我们仍对她的现状和未来系念于心。因此，我们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允许她重新和她的家庭写信，她将会为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起到作用。
我们都与格莱迪丝相识。我们一直认为她是中国的好朋友，她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您的忠实的（以下是签名）
1971年4 月23日( 此信资料提供者：希尔达．布朗女士，雷音译)
这封信是直接寄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提到的" 广播" 是戴乃迭1961年第一次回国时受英国BBC 电台邀请，在该电台的一个"Woman'Hour'节目里定期报道中国的妇女儿童的生活、教育状况的事。她的报道使很多英国人减轻了对中国的畏惧和猜疑，拉近了中英两国人民的距离，消除了两国人民之间在心理上隔阂。她是中国最好的" 民间大使" 。采访中，希尔达反复谈到这一点。她说：
她是一个中国最好的使者。因为当时与她见面的朋友们或其他人发现她是一个那么年富力强、富有自尊感的人，如果这样的人说中国的好话，那么中国想必也是一个好地方。她对人们理解中国起了不小的作用。……因为她不像一个崇尚暴力的" 革命者" ，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人们感到可以相信她的话。所以她是很好的中国的代言人，她是相互理解的一座桥梁。……她不只是在1961年发表广播讲话，此后她定期--可能是半年一期--从中国寄录音带到BBC ，谈中国妇女儿童的现状。许多人都听了她的广播，对她讲的非常感兴趣。可是寄录音带时麻烦很多。因为中国政府每次都要检查录音带的内容是否OK才放行，这种状况很悲哀。其实，Woman'Hour是BBC 的一个全球节目，全世界各国都有人给它报道当地妇女儿童的状况，格莱迪丝只不过是一个从中国发报道的人。因为她会说英语。（希尔达访谈，2002年10月21日，北京小金丝胡同）
100．获释："现在放你是对的，当初关你也是对的"
1972年4 月，当杨宪益被通知" 收拾行李" 到狱方办公室时，他听到释放他的官员说" 你的拘留期结束了" 。这句话使他大吃一惊。四年前，他明明是当着单位众人的面被宣布依法" 逮捕" 的，怎么突然改口了？在杨宪益的自传和口述回忆中，谈到这一点时他的愤懑溢于言表：
有一天，他们让我收拾行李跟他们走。我走进一个办公室。一个官员对我说你的" 拘留" 结束了。四年前，当我进监狱的时候，他们当众宣布逮捕我，而且我被戴了手铐。不过现在他们显然是改变了决定，把逮捕改称为" 拘留" 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47 页，雷音译）
更滑稽的是，杨宪益被关押了四年，这四年的伙食费居然要让他自己出：
他们说以前不是逮捕，我们没有逮捕你。我们一直是拘留。乃迭也是叫" 拘留" 。我出来以后这四年的工资全退了。乃迭不给。一个钱也没有退。退了我四年的工资，可是说你在里头的伙食费要扣。所以我等于住了四年旅馆。还得交伙食费。好在伙食费不多。那时候一个月才四块钱，扣的不多。（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至于杨宪益的问题的" 结论" 和关押他的原因，官员当然也是理由十足：
那位官员说，他们为了弄清我的问题费了很大的努力。他们跑了21个省市，调查每一个细节。现在他们可以说，我的问题已经查清楚了，我是清白的。所以我可以回到原单位，恢复工作了。
" 但是，正如毛主席说的' 人无完人' 。你为党做过好事，但也做过坏事。一
个人总是一分为二的嘛。我们希望你将来继续做好事，不做坏事。" （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47 页，雷音译）
于是，带着这个" 一分为二" 的尾巴，杨宪益出狱了。几年之后，杨宪益才知道他被捕的真正原因：一个原英国大使馆的中国雇员、司机熊某，因为解放前曾为英国使馆服务而作为" 历史反革命" 被关押，在受尽折磨之后他承认自己是" 英国间谍" ，他说" 如果我是反革命，杨宪益也是反革命。杨宪益整天都跟伊文思在一起" 。凭他这一句话，杨宪益成了" 嫌疑犯" ，被" 内控" 多年，进而在文革逮捕高潮中正式被捕。
释放杨宪益时，狱方官员退还了当初抄查杨宪益的家时没收的物品：一本北师大印刷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一本奥维德的《爱的艺术》和一本杨烨的笔记本。这就是四年前大批公安人员兴师动众深夜抄家的全部" 罪证" ！
第七章 北京时期（下）（1972-1988）
101 ．回到了残破的家
1972年" 五一" 前夕，杨宪益坐着外文局《中国文学》党支部书记派来接他的汽车离开了半步桥看守所回到了他位于机关大院里的宿舍。这个" 家" 已经" 人去房空" 整整四年，杨宪益重新与它见面时，它显得满目疮痍。在英文自传中，杨宪益描写了" 回家" 的所见所感：他（支部书记）打开了我的房门--这房门仍被两条白色纸条封着。房间被封了四年，一切都是原样。唯一的不同是，他们把所有的家俱和书籍都堆放在一间屋子里，简直是一团糟。我一进屋，几只受惊的耗子从衣柜和书橱里窜了出来。很久以来，牠们就把棉衣和地毯咬成小碎片，做成了舒服的窝。我突然回来使牠们很愤怒。在监狱时，我已经两年没有收到家里送的换洗衣服，看起来就像个稻草人一样，衣衫褴褛, 破败不堪。怪不得这些老鼠被我吓的四处乱窜。我留在家里的大部分衣服都被蛀虫和老鼠咬破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件勉强可以见得了人的夹克衫换上。壁炉架上，那瓶在我被捕之夜喝剩三分之一的白酒依然伫立着。旁边，那个顶部种着仙人掌的死人头盖骨也还在，仙人掌已经死了。我记得，在我进监狱之前，我在机关院子里拣到了这个头盖骨。为了消遣，我在里面种了一棵小仙人掌。仙人掌已经长到一英尺高了，因为长期缺水而死。它一定是为了寻找阳光和水苦苦挣扎了很久。它依然挺立着，当我用手触摸它时，它立刻化为了灰烬。（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49-250 页，雷音译）
接着，杨宪益写到他在阔别四年之后第一次" 自由外出" 的观感：
我试着把屋子略微搞干净一点，天已渐渐黑下来，我决定出去吃晚饭。党支部书记给我留了点钱，所以我决定先上饭馆吃饭，然后去买些新衣服，使自己看起来像样一些。我拿起一顶帽子扣在头上以遮住我的光头，出门找饭馆。我记得苏联展览馆离的不远，那儿有个饭馆，供应便宜的半西式的饭菜，我去了那儿。我点了一份菜，有一小片牛肉，外加土豆片。只花了一块五角钱，还不到半美元。我还要了一瓶啤酒。在监狱时，我总是想望吃高级的美味佳肴，现在出了监狱，我反倒突然失去了胃口，没有食欲了。我正在吃饭时，一个青年男子走过来，坐在我的桌旁。他是一个维吾尔族人，来自中国的中亚省份新疆。他开始给我讲述他亲眼目睹的在内地的暴行，并诅咒中国共产党。我感到他对一个陌生人讲这些实在是太鲁莽了，我制止了他，给了他一些善意的建议，警告他公开讲话不要太随便。我还脱下帽子，给他看我的光头，告诉他我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然后我向他告别，回了家。（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250, 雷音译）
上述文字非常重要。它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民情，还清楚表达了杨宪益内心的变化。他再也不是那个" 放言无忌" 的杨宪益了！
102．劫后重逢
第二天，杨宪益去上班。同事们对他表示了欢迎，就像欢迎一个出差四年刚回来的同事。人们闭口不提" 坐牢" 二字，就像" 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这当然是在文革政治高压下中国人典型的处事方式。但是，此时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9．13" 事件以后--内心已经有了大变化，他们开始置疑" 文革" 了。杨宪益的" 无罪释放" 不仅使很多同事认识到逮捕他的荒谬，更有人进一步开始怀疑文革以来（甚至更长时间内）对他做的一切是否正确。因此，当领导上动员大家帮助杨宪益清扫房间时，不少同事都积极参加，似乎这样做可以减轻他们内心的歉意。杨宪益过去的小组长唐笙在回忆中谈到了她的感受：
我一直知道领导上对他（杨宪益）政治上不信任，所以跟他的关系一直就有些距离。……应该说我跟杨宪益戴乃迭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我也喜欢文学，我们俩的背景也一样，他是牛津我是剑桥；可是我那时候非常要求进步，这一要求进步就麻烦了，什么都得听领导的话，所以总是跟我自己内心有很大的矛盾。我跟杨宪益的关系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好起来呢？他们两个人给抓起来关了四年，我觉得他们很委屈。可是我自己到了文化大革命后也不受信任了，成了被" 招降纳叛" 的头一个。到了那时，我就跟他一样，也变成挨打的了。跟他站在一块儿了。到他放出来的时候，领导上又说话了" 你们去帮他收拾屋子" ，因为觉得错了，做错了。我很高兴。杨宪益这个人态度非常好。我们去帮他，他已经坐了四年牢，还挺不好意思的" 哎呀唐笙你怎么也来帮忙啊！你不要擦了，那么多人，你就别干了。" …从那以后，我跟杨宪益的关系就很好了。我就甩掉了好几个包袱，甩掉了组长的包袱。……可是（过去）作为他的行政领导，作为他的组长，我们的关系并不好。（唐笙访谈，1999年11月29日）
唐笙的话，代表了许多同事对杨宪益的认识过程。
出狱后，杨宪益到妹妹杨敏如家去看望母亲。徐燕若见到阔别四年的儿子，不禁老泪纵横，妹妹也陪着掉泪；杨宪益却" 笑嘻嘻的" ，尽量做出轻松的样子来安慰老母。他绝口不提在监狱里的事，" 一切向前看" ，似乎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但是，事情远非如此。杨宪益虽然是活着出狱了，但是他还留了个" 尾巴" 。四年的监狱，除了搞清他不是" 英国间谍" 以外，其他的" 问题" 一律照旧。" 反动权威" 、"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三面红旗" 等等帽子还戴在他头上；何况戴乃迭这个" 英国人" 永远也变不了" 中国人" 。只要戴乃迭的黄头发蓝眼睛变不成黑头发黑眼睛，戴乃迭就永远是" 外人" ，她的丈夫杨宪益也就永远不可能是" 自己人" 。这一点，连杨宪益的老母亲徐燕若心里都清楚。杨敏如在回忆中提到一件事：杨宪益戴乃迭被释放之前，公安部的" 专案组" 找家属谈话，特地向杨宪益的老母关照提防家中的" 外国人" 的问题：
专案组的人来跟我母亲说：" 他们不久就没问题，就要出来了。不过老太太你懂不懂什么叫' 中外有别' 呀？你儿媳妇是外国人，你就不能什么话都跟她说呀。" 我母亲说" 我懂我懂" 。连我母亲都接受这个教训。（杨敏如访谈，1994年6 月21日）
心有余悸的亲戚们下意识地与杨宪益" 保持一定距离" 。杨敏如谈到了一件事：由于害怕，她当时都" 没敢" 去帮助杨宪益收拾" 堆积如山" 的家具和满屋子的灰尘。
几天后，戴乃迭出狱。杨宪益遵照领导的吩咐，专门买了鲜花、巧克力迎接她。他还给自己买了香烟和中国白兰地，庆祝他们的出狱。关于他和戴乃迭久别重逢的细节，杨宪益在各种回忆中都没有详谈，倒是戴乃迭在一篇回忆中写道：
1972年5 月，我知道宪益已经被释放，一周之后，两个同事来带我回家。宪益已经整理好了房间。在我的桌子上，我看到一瓶白兰地。我说：" 好久不见，没想到你还没有改变过去的颓废毛病。" 宪益说：" 支部书记指示这样做的。" （摘自李辉：《杨宪益与戴乃迭：一同走过》，大象出版社）
戴乃迭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听三个孩子的下落。在妹妹杨敏如家，戴乃迭
惊讶地得知，她和丈夫的被捕使她在中国的所有亲人都遭到了牵连和厄运。尽管戴乃迭在中国已经居住了三十多年（从１９４０年算起），但她对" 一人获罪，株连九族" 的有中国特色的深厚传统仍然所知甚少。在她这个英格兰人的头脑里，怎么也想象不出她的被捕会使身为共产党员的大妹夫一家子也成了" 准囚犯" ，她七十多岁的婆母立即被罚每天去扫大街；更想不到她和宪益的入狱使她的孩子们顿时失去了任何生活来源，靠变卖家什过活（外文局在他们入狱的四年间没有给她的孩子一分钱生活费）。她十分相信监狱长向她保证过的话：她的孩子" 有人照顾" ，当她得知情况并非如此时，她哭了。她说要是在监狱中就知道这些，她肯定是活不下去的，她撑不到今天。所幸的是，她了解到，孩子们虽然吃了苦，但还安然无恙。她和杨宪益还来得及用日后的努力来弥补过去" 欠" 孩子们的一切。
他们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出狱" 并不意味着苦难的结束。他们将要面临另一种苦难。而且，这苦难将伴随他们整个的后半生。
103．杨宪益的变化
从外表上看，狱中出来的杨宪益除了脸庞有些苍白虚胖以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朋友和同事却观察到，他变了。整整一千四百六十天身心失去自由的关押和每天24小时全天候的监视（更不用说逼供、恐吓和死亡的威胁），在他心里印下了深深的烙印。过去那个放言无忌毫不在乎的杨宪益不见了，他成了一个" 顺从听话" 的" 良民" 。细心的友人甚至注意到他的眼神、举止的变化。在杨宪益出狱第二天就去看他的邹霆描述了刚出狱的杨宪益给他的印象：
出来开门的杨宪益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这还不是因为杨宪益在狱中被推光的"
秃头" ，而是他的脸色、皮肤和尚未恢复正常的眼神。这一年，杨宪益还只有57岁，但一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是在铁窗大墙之内度过的，粗劣的囚粮牢饭以及不见阳光的日常生活，加之一度存在着" 逼、供、信" 以及死亡的威胁，对于妻儿的刻骨思念，使一个一向乐观、一贯以" 老庄之道" 的眼光看待事务的杨宪益，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晦气和霉气。（邹霆：《永远的求索》，325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身体出了监狱，但是精神仍然被禁锢，这就是当时杨宪益的状况。他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改变不了" 囚徒" 的习惯。他的同事熊振儒提起一件事，令人震惊和深思：
四年牢坐了以后，对他（杨宪益）影响很深很大的。杨宪益出来以后，一听到说" 杨宪益" ，他就" 是"-- 蹦地就跳起来了。在牢里的那一套啊！就是管教人说" 杨宪益" ，他" 是！" 就站起来了，就发颤。监牢那一套有四年时间，习惯了那一套。一提杨宪益，跟他一说话，" 蹦" 就站起来了。就跟牢里犯人一样。我们看了以后很难受，一个老知识分子怎么这个样子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半年多才（恢复）过来。…那时，他人好像有种发呆的样子。坐牢时间长，有点发呆了。（熊振儒访谈，1999年12月26日）
其实，杨宪益的变化，不自坐牢起。自从1966年7 月他被" 揪" 出来以后；自从他被" 揭发" 有" 反对毛主席" 的" 反革命言论" 和其他" 三反言行" ，被打成
" 牛鬼蛇神" 后，他就开始变了。读者当还记得，这个过去从不言怕的人在自中
第一次公开承认：在" 红八月" 里他" 真的害怕" 了。他怕什么？笔者在前面分析
过，他是害怕" 被开除出革命队伍" ，害怕成为" 革命熔炉的弃儿" 。正因为他当
时认可文化大革命，拥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以他内心深处会有撕裂，会有大的矛盾冲突，他才会一度精神分裂。后来，是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修养和他幽默达观的性格帮他渡过了精神危机。然而，此时的杨宪益已经变了，他渐渐地习惯了他的" 新身份" ：作为一个" 牛鬼蛇神" ，他成了一个" 非人" ；每一个" 革命造反派" 都可以命令他，侮辱他，对他呼来喝去。
1968年4 月下旬，他被" 当众逮捕" ，进一步标志着他已被公开" 清除" 出"
群众队伍" ；随之四年的牢狱之灾，他面临随时会被" 拖出去枪毙" 的命运，他的
生命早已毫无尊严可言。正如他在自传中所写：
上头的人告诉看守：所有这些犯人都是地球上的渣滓；看守们对我们极度蔑视，好像我们都是些低等动物。（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41 页）
毫不奇怪，杨宪益从这样的境地猛然重新回到" 人间" ，一下子会改变不了囚徒的习惯。然而，难以改变的，不仅是囚徒的习惯，更是囚徒的心理。
杨宪益在口述历史时，曾经提到他蹲过的监狱。那座楼被称为" 八卦楼" （也有犯人叫它" 八角楼" 、" 王八楼" ），这座楼酷似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的" 全景敞视圆形监狱" ：
陶然亭白纸坊旁边的监狱从前叫第一模范监狱。很坚固。里面有一个八角楼。说是八个角的。特别建筑的一个楼。楼里头分着很多牢房。八角楼中间有个楼梯可以上到顶上，可以站在上面放哨。如果有犯人逃跑的话，上面可以用机关枪扫射。是防备非常之牢固的一个地方。（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这种极为严厉的囚禁和监视，不仅禁锢了人的身体，也囚禁了人的心灵。正如福柯所说，在这样的居高临下无所不在的" 监视目光" 的压力下，久而久之，" 每一个同志都变成了监视者" 。再进一步，每一个人都会逐渐地自觉变成自己的监视者，" 自己变成了自己的狱卒" ，实行" 自我监禁" 。这种自我监禁正是权力统治的" 最高级表现" 。
杨宪益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这样的" 自我监禁" 的状况下。
这是杨宪益最大的变化。
" 圆形敞视监狱" 是英国思想家边沁（1748-1832 ）在18世纪末发明的。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各国，不仅所有的监狱改造计划都以" 圆形监狱" 为蓝图，而且，这种圆形监狱的概念后来广泛推广到了学校、兵营、医院和工厂，统治者建立了人事档案，建立了奖惩制度，监禁逐渐趋于普遍化和日常化。因此，福柯称它的发明者边沁为" 警察社会的猎犬" ，把他的发明称为" 人类心灵史的重大事件" 。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 每一个同志都变成监视者" 的最极端、最疯狂的时期。杨宪益在这个时期的心理变化和他的" 自我监禁" ，可以在他的英文《自传》中找到例子。当时，林彪虽然倒台了，但江青和?羽依然大权在握。他们发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 、批黑画、批邓等一系列运动。对于他们的倒行逆施，杨宪益再也没有公开表示过反对，他对这一切抱" 冷眼旁观、玩世不恭" 的态度；甚至还参加了批邓的" 大游xing":
江青倒台以前，她和?羽发起了批邓运动。他们要求所有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都上街举行反邓示wei游xing。他们要我也去。我没有拒绝。那个时候我早已变得相当虚伪，不再发表任何不受欢迎的评论了。那次的所谓" 群众游xing" 完全是一场惨败。街上的群众明显地没有任何热情，文化革命初期的那种疯狂的歇斯底里已经消失殆尽了。
江青还策划举行了一个黑画展，批判某些中国画家的画。她认为这些作品颓废和反共。一个老画家画了一个太阳，太阳的颜色有点粉红，被认为是攻击了毛主席。另一个青年画家黄永玉--我五十年代就熟识的朋友，我们翻译民间长诗《阿诗玛》时他为该书画了几幅美丽的插图--画了一幅猫头鹰，猫头鹰的一只眼睛是闭着的。这被指控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有偏见，因此也是反共的。每个像我这样的政府工作人员都要去参观" 黑画展" ，接受" 再教育"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莫名其妙的胡说八道，但我还是很顺从地去看了画展。我已经学乖了，知道任何异议都是毫无用处的。（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54 页，雷音译）
2001年11月，文革中曾参加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 梁效" 的北大教授周一良逝世以后，他的儿子写文章追忆父亲的一生，沉痛地揭露了一个基本事实：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要想在中国大陆坚持独立人格是" 无异求死" ，这真是一语中的！
其实，聪明的人很早就看破了这一点。先知先觉如储安平者更是早在1949年以前就预言：在国民党统治之下，" 自由" 是个多与少的问题，而在共产党统治下，" 自由" 将是有和无的问题。几十年来，" 胡风分子" 、" 右派分子" 、"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和各种各样的" 反动知识分子们" 都以他们的命运一而再、再而三地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在中国，" 说真话" 是最稀有的社会现象。一般人说起话来总是" 唯上唯官" ，就连普通老百姓都懂得" 关键时刻不能说真话" ；而杨宪益在过去却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显得十分愚钝。
可如今，" 不谙世事" 的杨宪益也终于在" 批斗、监狱、死刑的威胁和无处不
在的监视" 的" 威力" 下明白了这一点。他也开始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了。
104．满目疮痍外文局
坐了四年牢，杨宪益回到了原单位外文局。他惊讶地发现，在他坐牢的几年里，外文局的运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战火越烧越旺。" 清理阶级队伍" 的运动未完，紧接着又来了" 清查5 ．16分子" 的" 批、查、打" 运动。外文局大院仿佛变成了反复厮杀的战场。截止到杨宪益被释放的1972年，大战的硝烟仍未散尽，留下一片死伤狼藉。在1968-1973 年开展的" 清理阶级队伍" 运动中，两千多人的外文局，被揪斗和被关进" 专政队" 的居然高达220 人（还不包括几十名被捕、被拘留及其他" 现行反革命分子" ），占全局总人数的10．74％！( 均见《中国外文局大事记》，新星出版社) 此外，这次运动中，除了这批公开被审查的二百多人之外，还有196 人是" 背靠背审查" 的( 均见《中国外文局大事记》，新星出版社) 。两者相加，在" 清理阶级队伍" 运动中被审查的人数就是四百多人！而在另一个所谓" 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 ．16分子" 的运动中，被" 隔离审查" 、" 办学习班" 及被点名批判的又有270 余人( 均见《中国外文局大事记》，新星出版社) 。两次运动加起来，被审查被冲击及被专政的人数就将近外文局总人数的一半！一个单位有如此庞大的人数被" 整肃" ，即使与其他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相比，也算得上是" 重灾区" 了。
事隔数年，四人帮打倒，新时期到来。外文局领导小组对那场人人自危的" 清队" 运动做了结论。该结论说：
经过几年来的复查工作证明，外文局在清队中受审查的同志没有走资派、没有叛徒、没有特务、没有里通外国分子，没有一个阶级敌人。凡是在清队中被错误地揪斗、点名或关进专政机关、专政队的同志一律给予平反。对于在清队中死亡的同志要公开给予平反昭雪。（摘自《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
至于所谓的" 清查5 ．16运动" ，外文局领导小组在1979年的《平反决定》中指出" 外文局没有一个'5．16' 分子，更不存在所谓'5．16' 反革命集团，外文局的清查'5．16' ，完全是一个假案。" 虽然做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然而那些在运动中死于非命的人却永远回不来了。据统计，外文局在文革六年（1966-1971 ）中" 自杀身亡" 的人数是23人（据《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是" 清队" 高潮的1969年。仅仅在那一年，就有8 位知识分子寻了短见。其中就有杨宪益在回忆中特地提到的《中国建设》总编室主任方应旸和《中国建设》副总编陈麟瑞。这两位文人，一个是获美国哈佛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学贯中西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一个是年富力强、正日益成为《中国建设》的顶梁柱的业务尖子；这两个年龄相差二十岁的两代知识分子在同一年同一场运动中被逼而死，至今令人唏嘘不已。
方应旸（1925-1969 ），江苏灌云县人，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1952年，中、英文俱佳的方应旸从上海调来北京参与《中国建设》草创工作。近二十年来，他历任设计组组长、编辑组组长，最后成为《中国建设》总编室主任。方应旸是有名的干才。《中国建设》几十年的成就离不开他的杰出贡献。1968年11月初，他以莫须有的" 历史问题" 被" 隔离审查" 。在残酷恐怖的政治高压下，他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被迫写了九十多份" 检查交代" ，仍然不能达到专案组的求。专案组逼他承认自己是" 美帝特务" ，威胁他：如不" 老实交代" 就" 抓到公安局" 去。在身心即将崩溃之际，方应旸提出与妻子见一面，也被专案组拒绝。1969年1 月10日凌晨，陷于绝望之中的方应旸跳楼自杀。年仅43岁。他去世时，三个孩子中最大的才5 岁，最小的才5 个月！
就在方应旸去世当天，他的妻子来外文局上班时（方应旸的妻子王培珍也在《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专案组派人把她拦在传达室，当场叫她拿出《毛主席语录》，命她念"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一边，他就是反革命派" 这一条语录。紧接着，外文局军宣队和造反派当着方应旸的遗孀和闻讯赶来的弟弟的面开起了" 批斗' 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 方应旸" 的大会（方应旸已死，只能缺席批斗），会上高喊" 方应旸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 的口号( 王培珍访谈，2000年5 月30日，北京) 。当笔者于2000年采访王培珍女士时，她和患病的大儿子方霖挤住在狭小的两居室单元宿舍里。三十多年来，她一个人含辛茹苦带大了她和方应旸的三个儿子。如今，已到人生黄昏岁月的她只能活在对方应旸的无边无际的怀念中。
陈麟瑞（1905-1969 ），笔名石华父，浙江杭州人。192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193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33年回国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主任。此后他的一生，都在编辑和教学生涯中渡过，是个典型的" 书斋型" 知识分子。陈麟瑞生前最后的职务是《中国建设》杂志社的副总编。他的朋友杨绛先生在一篇怀念他的文章中说他是一个" 最随和、最宽容的一位朋友" 。就是这么一个最老实的文化人，在文革中遭了厄运。他也在" 清队" 中被" 揪出" ，遭到" 抄家" 和" 关牛棚" 。但是，和别的被" 冲击" 的人相比，陈麟瑞的遭遇并不是最惨的，他没有被毒打，关了几天以后还被" 释放" 回家。所以他的自杀颇使人意外。岂不知，正是这个老实巴交的人，心中有最固执的念头。他坚守着" 士可杀不可辱" 的底线，在即将开他的批判大会的前一夜，喝滴滴畏农药自杀( 柳无非访谈，2000年4 月30日，北京) 。他终于" 劈开生死路，退出是非门" 了（他的好友杨绛悼念他的词）。
当笔者于2000年4 月去访问陈麟瑞年过九旬的遗孀柳无非（她是我国著名诗人柳亚子的女儿）女士时，才得知，陈麟瑞先生还是个卓有成就的剧作家。孤岛时期和沦陷期的上海剧坛曾成功地演出过他写的多部剧作。这样一个学贯中西，多才多艺的老实文化人，成了千万个文革牺牲者中的一个。
除了方应旸和陈麟瑞，外文局另外那二十一个无辜屈死者的姓名、生平和被迫而死的经过，因种种原因，笔者没有细考。希望有心人会做这件事。使他们的死（和所有无辜者的死）能成为历史的一面镜子，永远警示后人。
105．孩子们回家
杨宪益在狱中每当回想往事时，就会想起他的三个孩子。他时时感到几十年来一心扑在他自己的事情上，忽视了三个可爱的孩子；出狱后，杨宪益陆续了解到他和戴乃迭的被捕给所有亲人带来的灾难：他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被罚天天扫马路，他的三个孩子成了无家可归的" 狗崽子" ，发配到了天南海北；就连他的两个妹妹和妹夫也立即作为" 特嫌" 被" 隔离审查" 了八个月至两年。他感到自己连累了亲人们，特别是对不起自己的三个孩子，他决心弥补这一切，他要让他们回家。
杨宪益通过努力，陆续把两个女儿和儿子从河北沧州、东北吉林和湖北鄂城调了回来。但是，杨宪益在很久以后才意识到，把" 人" 调回来容易，可要把" 心"重新拢在一起就不容易了。" 文革" 已经毁坏了他们的家庭，有些东西已经失去，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当杨宪益和戴乃迭在１９６８年被" 北京市军管会" 当众" 逮捕" 时，杨宪益
的三个孩子和他所有的亲人（恐怕除了他的母亲之外）都或多或少地相信了" 政府" 的话（在１９６８年，林彪还没有" 出事" ，党和领袖的威信还很高）：既然政府和公安部门敢于公开把杨宪益和戴乃迭抓了起来，肯定是掌握了他们确凿的" 间谍活动" 的证据。在" 党、革命、人民" 和自己" 有罪" 的父母之间，他们当然要站在" 党和人民" 一边，与自己的父母" 划清界限" 。但是，他们的这番痛苦的挣扎换来的却是更深的痛苦。因为他们发现，不管他们怎样表示要" 忠于党忠于毛主席" ，" 跟着党干革命" ，他们仍然脱不了" 间谍子女" 的恶名，他们身上的污点永远洗不掉，他们永远被人看不起，永远遭人歧视。杨宪益的小女儿、当时19岁的高中生杨炽在回忆中谈到，当时即使是插队落户也要按家庭出身分三六九等。她只能去" 最差" 的地方：
那时候家庭出身好的可以干这个干那个，可以去当兵，可以到内蒙兵团、到陕西去插队。陕西是极穷的地方，还得出身好才能够格。完了以后是山西，山西就差一点了。然后就是在北京招工的，一般是工人子弟。还有云南，到云南兵团也得过的去的家庭才能去。最后剩下的一帮是家庭出身极坏的，什么都不够格。加上学校里的一帮小偷流氓，还剩下二百多人。后来吉林来北京招人，学校动员大家报名，报了二百二十人，都是没有别的出路的。但是后来要迁户口，大家就都不去了。最后迁户口的就是二十二个人。我就是一个。我们都是绝望了，在北京没饭吃，就插队走了。（杨炽访谈，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５日）
杨炽说，她当时的生存之道就是" 在夹缝中求生" 、" 尽量别让人家注意到我
" 。她回忆了一件事，从中可以看出她是怎样在提心吊胆之中生活：
我是69年4 月份下（农村）去的。头一年冬天就回北京（过年）了。东北冬天没有什么活儿干，一般知识青年都要回北京的。我们集体户22个人一同回北京。头一晚上我是住在一块儿插队的同学家里。第二天早上我就到了百万庄，我五姑（杨敏如）住在那儿。我没敢进她家门。我就到（她家）对面的一个楼。我心想，我要爬到楼梯上面去，楼梯上面有窗户，他们家住三楼。我想我可能看到他们家里边的情况：是不是人都在？是不是还住在那儿？是不是没事的样子？但是我们两人没联系。我看完了以后就到河北沧州找我姐姐去了。（杨炽访谈，1999年6 月25日）
杨炽的这一番描述像是某个" 反特" 电影中的画面。她在北京已经举目无亲，惟一的亲戚家她又不敢去，怕被怀疑成" 黑串联" 。因为在"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时代，普通的亲人见面甚至写信都可能变成" 阶级斗争新动向" 而酿成大祸。杨敏如的回忆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一被捕，我们两人立刻就都是" 特嫌" 了。他（罗沛霖）就回不来了。我很快地也隔离了。家都完了。我母亲立刻就扫街了。作为特嫌写交代。你知道我多难写吗？就是他们进监狱以前的十天，每天有什么来往都得写。一段一段地写。今天什么时候见到乃迭的？你们都说了什么话？你为什么送她一个被子？他们难道没有棉被吗？你送的棉被里有什么东西？把棉被都撕了，查里头有什么东西。那简直就像特务来了一样！…那时杨荧（杨宪益的大女儿）住在百万庄（外文局宿舍），不能到我家来。给我写了个条儿：" 我们都很好。……外面有个小狗，我们现在玩那个小狗。" 他们（审查人员）就觉得" 外边有狗" ！跟《红灯记》一样！这一下就要了我的命了！（杨敏如访谈，1994年6 月25日）
今天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看到上面的叙述会以为是笑话。可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实实在在的真事。
经过几年的" 六亲不认" 的日子之后，突然传来父母被" 释放" 回家的消息，杨宪益的儿女们反而有些将信将疑。这些年来（从1966年起），他们耳里听到的尽
是父母（尤其是父亲）的" 反党、叛国" 的" 罪行" ，怎么一下子他们就" 没事"
了？
杨宪益的妹妹杨敏如在回忆中谈到当时杨宪益的三个孩子面对自己家庭的" 大起大落" 无所适从的迷茫心情：
当时总理向他们道歉，叫所有专家的孩子都从外地回来。可怜哪，所有的孩子都不到家里去，都到我这儿来：" 五姑，我们怎么办？" 我说" 回家！已经没有问题了，你们还不回家？（领导上）叫你们回来的。" 他们觉得他们是敌人嘛，要不要划清界限？（杨敏如访谈，1994年6 月21日）
杨宪益的小女儿杨炽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当然，我们开始回来觉着有点别扭。因为--虽然我也没有到哪儿去揭发过他们，或者跟他们表示什么划清界限，但是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个事实。可是现在又好了，他们又没事了……反正有点别扭。（杨炽访谈，1999年6 月25日）
孩子们回来以后，杨宪益和戴乃迭忙着操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被耽误了的婚姻大事。杨宪益在回忆中说，从１９７２年出狱到整个７０年代末，他和戴乃迭把主要精力都花在孩子们身上了。他们操办了两个女儿的婚事，又想尽办法让两个女儿去美国留学。杨宪益想用这一切来弥补文化大革命对他的孩子们青春的耽误。
但是，杨宪益很快就发现，有些事情是无法弥补的。他们的儿子杨烨，由于受到的创伤太深，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且病况日益加重，难以复原。他们的家庭为此遭到了很大破坏。
106．杨烨的遭遇和"发疯"
关于杨烨，笔者在《父与子》一节中已经写过。但是鉴于他对杨宪益和戴乃迭（尤其是戴乃迭）的后半生影响太大，他的遭遇又具有典型性，故再专门写一写他。
笔者采访杨宪益时，他曾简短地评价儿子说：" 他是个极左派" 。对比杨烨当年的所作所为，杨宪益这么称呼他似乎并不为过。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杨宪益对儿子的这个评价就失之于简单了。
杨烨之所以会" 极左" ，除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的制约和影响、除了他自己要挣脱家庭的阴影，争取个人的前途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他真诚地相信了当时的宣传，相信最高领袖毛泽东说的每一句话。他自认为" 建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 就是要与过去的一切" 决裂" ，与自己的家庭" 决裂" ，与一切旧的意识形态实行根本的" 决裂" （这都是当时时髦的宣传）。他相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彻底埋葬旧世界" 的" 史无前例" 的伟大的革命和创举，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革命中去。正因为此，他参加文革，不是被迫，不是半心半意或虚情假意，而是真心诚意的。据他的五姑杨敏如回忆，文革一开始，杨烨甚至自己出钱买了一个油印机，自费印刷宣传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材料。这个举动和他父亲杨宪益当年自费购买油印机宣传抗日几乎是一模一样，都是出自爱国青年的一腔热血。
但是，红卫兵的极盛期很短。很快，红卫兵就被" 工人造反派" 和" 军宣队"
取代，并立即从" 革命动力" 转变为" 革命对象" 了。1966年底至1967年年初，杨烨和其他"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 一行数人受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委托到南京调查两派（即所谓" 好派" 、" 屁派" ）群众组织，向" 党中央" 汇报。此举后来成为一项" 挑动武斗" 的" 罪行"(杨苡访谈，1999年5 月25日，南京) 。随着周荣鑫被江青点名而倒台，杨烨也背上了" 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 反军乱军" 、"5．16分子" 等一大堆罪名。他在大学里成了" 审查对象" ，无数次被批斗审查，精神已经受到了刺激。1968年，在父母双双被捕后，杨烨又背着审查对象的恶名分配到湖北鄂城一家县农机厂。在那里，他受到变本加厉的迫害。他的档案里本来就有"5．16嫌疑" 的尾巴，加上父母的" 间谍罪行" ，杨烨立刻也成了一个被怀疑的人。可笑又可怖的是，在鄂城这个闭塞落后的小县城里，杨烨的" 外国人" 的长相居然成了他的大累赘（在北京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走到哪儿都有人对他指指戳戳。他觉得，他的西方人的容貌出卖了他，使他再也逃脱不了" 外国间谍" 的阴影。政治高压加上文化封闭落后的双重压迫，残酷的现实和他的信仰形成巨大的反差，杨烨有些支持不住了。对他比较了解的五姑杨敏如在回忆中谈到了杨烨在鄂城的一些情况：
我不知道外头人心有多险恶！他（杨烨）的脸又像外国人一样。他到了鄂城就没有好日子了。他们（当地人）就说" 噫--来了一个外国人！" …他爸爸妈妈一进监狱，那就是特务了。不是特务能进监狱吗？所以他就变成特务的孩子了。有人自己偷听敌台，就嫁祸于他，说" 我没有听，是杨烨听的" 。大家觉得说的很合理：杨烨像个外国人，他一定是偷听敌台的。……他受的审查很厉害。把他的钟表都拆了，把他的被子都拆了，防止有特务活动。他受了很多罪。没有人同情他，没有人跟他说话。（杨敏如访谈，1994年6 月25日）
为了落实杨烨的" 罪行" ，鄂城县农机厂的专案人员甚至不远千里跑到北疆杨炽插队的嘎什根公社来" 外调" 。杨炽在回忆中谈起一件她至今感到遗憾和后悔的往事：
我哥哥可能最后有一件事比较怪我。……他刚到湖北的时候，他让我把他的书给他寄去一些。我就把能够找到的他的书都给寄去了。可能有一箱子书吧。结果里边有一本东西，是他上中学的时候搞国防体育活动练发报的小册子--那时候有一阵子全国都在搞国防体育活动，包括跳伞，骑摩托车和旗语，还用摩尔丝密码练发报。他那时候跳过伞，还练过很长时间发报，那个码记的很熟的。我们小孩在家里也练密码玩儿--结果在我给他寄的书里面有一个小册子是这个摩尔密码。书到了以后，人家就查他的东西。就认为这是特务活动。这（本书）就是一个根据。他有点怪我为什么给他寄这么一个东西？！（杨炽访谈，1999年6 月25日）
一本中学生搞军体活动用的工具书竟成了特务活动的" 罪证" ！专案人员根据
这件" 物证" ，大大加强了对杨烨的逼供和迫害。多年的审查批斗，严重损坏了杨烨的身心健康。他渐渐患上了某种" 迫害综合症" 。原本活泼开朗的杨烨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变的郁郁寡合，时时处处都怀疑有人要害他。杨炽在回忆中提到，早在1971年，失散多年的三姐妹到老二杨荧插队的河北沧州见面时，杨烨走在街上神色总是不对头，他总觉得到处有人盯着他，到处都有人给他使坏。杨敏如在回忆中也举了几个典型例子：
我和他（杨烨）聊天，我说你觉得他们都怀疑你，他们怎么怀疑你，给我举个例子看。他说有一回我寄信，邮票贴倒了，我没注意。" 贴倒了是很不对的。可是我改不过来了。" 还有一次他去修电线，要爬高，旁边有标语。底下的师傅就说"杨烨，你把旁边的那个都撕掉，要不然你怎么做活儿？" 他就撕了。撕完了他才发现，撕掉的正是" 毛泽东" 三个字！他觉得' 这个人是在陷害我' 。（杨敏如访谈，1994年6 月25日）
从杨烨举的这两个例子来看，他的担心决不是多余的。当时的中国，因为一张领袖头像的邮票贴反而被打成" 现行反革命分子" 或者因为无意中撕掉了毛泽东语录而被关进监狱的事例多的举不胜举（前面已谈及，六十年代初外文局一个干部不慎把印有列宁头像的邮票多切去了一点即被打成" 现行反革命分子）。这种社会环境正如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所说的：" 人类必然会疯颠到这种地步，即不疯颠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颠" 。在全社会都处在" 另一种形式的疯颠" 之中的时候，往往神经正常的人也会被逼疯（杨宪益及无数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即是雄辩的例子）。因此，杨烨的所谓" 多疑症" 完全是周遭环境逼出来的，是一种" 时代病" 。正如福柯在《疯颠与文明》一书中所说：" 疯颠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颠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颠的历史。"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在以" 阶级斗争为纲" 路线的统治下，动辄得咎的中国人，或多或少或轻或重都会出现类似的" 神经病" 。
可是，杨烨与众不同的是，他不像别人，凡事能够实行" 中庸之道" ，适可而止，且能跟随潮流而变化；杨烨在骨子里是一个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人，对他想不通的问题他要追究到底。这一点和他的小妹妹杨炽区别就很大（杨炽曾对笔者说过，出于一种" 自我保护" 的机制，在家庭遭难时她往往会把最可怕的现实问题" 排除" 掉，不去细想。这种性格使她在灾难面前受到的伤害不像她哥哥那么大）。当初，杨烨公然和父亲划清界限，并" 挺身而出" 抄了自己的家，就出于这种" 顶真" 的性格；现在，他又顶真地追究起一系列问题来。他要弄明白，为什么他有了一个外国籍的母亲，考大学时就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为什么他生了一张外国人的脸，就会被怀疑是间谍？为什么他这么真心拥护热爱毛主席、共产党，反而处处受到猜忌和排挤？为什么他这个共青团员在工厂里不能发挥所长？为什么他的发明创造得不到赏识（回北京后，杨烨写了一篇数学方面的论文，他的五姑父--国家级电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罗沛霖对论文评价很高，认为其中有新发现，显露了杨烨的科研潜质和学术水准。但当时的政治气候不行，学术研究还完全提不到日程上来，身为电子工业部科技司副司长的五姑父也无能为力。可杨烨误会了五姑父的意思，以为是他" 政治上不可靠" ，才不用他的发明。这对杨烨又是一个打击）？
杨烨以与众不同的方式进行这种追究，他以某种" 病态" 的方式揭示现实的荒诞，与现实对抗。杨敏如举了几个例子：
有一天，杨烨忽然到我家里来了。我说你干嘛来了？有事吗？" 没事，我家里头来了外国人。" 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他在电视里看见接见外宾，就说" 把这个关掉" 。他觉得不能跟外国人联系，可怜极了！他到我这儿看书，就只借鲁迅、马克思主义的书。要有别的，就说" 五姑你怎么能看这种书？你怎么能看这种书？！" ……他不是一下子就疯了的，反正有点怪。这时候也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也有个姑娘很喜欢他，我们就跟他提，他说" 五姑你了解她吗？你了解她家里吗？了解她思想吗？不了解怎么谈" ？" 还是这毛病。（杨敏如访谈，1994年6 月25日）
杨烨在恋爱问题上的执拗不是他的异想天开，完全是现实在他头脑中的反应。当时中国人的恋爱和婚姻，完全受制于" 阶级斗争" 的条条框框。择偶的首要标准是" 政治条件" 如何。杨烨在这个问题上的乖癖表现，毋宁是一种" 以毒攻毒" 的方式，来对抗不合理的现实。
杨烨与现实对抗的最极端表现莫过于他突然宣布自己是英国人了。在连续失眠多天以后，某一天早上杨烨突然开始说英语，再也不说汉语了（他从小一直说汉语，父母从未教他说过英语）。这一举动使所有的亲人震惊。据杨敏如回忆，杨烨这一变化的" 灵感" 来自于美国专家韩丁的女儿卡玛。她在来看望杨烨（他们从小就认识）的时候的一番话打开了杨烨的思路。她说（大意）国籍是一个人身份的标记，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她愿意，她可以入中国籍，也可以入美国籍。杨烨也有这个自由。因为他母亲是英国籍。这一番话对杨烨有醍醐灌顶的作用，使杨烨一下子顿悟到终于找到了他一切问题的关键：因为他有一半" 外国人" 的血液，所以他在这个既排外又高度政治化的国家永远不会被当作" 自己人" ；既然他的血统不能改变，他只能改变国籍，才能改变自己" 永远是外人" 的命运。经过连续多天彻夜不眠的思想斗争之后，不屈不挠的杨烨终于做出了成为" 英国人" 的决定。而且，倔强的杨烨" 一不做，二不休" ，他不仅从此只说英语，不说汉语，而且从此不吃中餐只吃西餐了。他这一惊人的举动对全家震动极大，加剧了家庭的矛盾：母亲和奶奶整天惊惶不安，魂不守舍；而父与子之间，逐渐形成了几乎不可弥合的分裂。
107．父与子（二）
杨宪益和杨烨这一对父子，表面上区别很大：杨宪益处处落拓不羁，满不在乎；杨烨却细腻含蓄，有点神经质。但在骨子里，父子二人却十分相像：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男子汉的硬气，决不服软，决不轻易放弃。杨炽在回忆中曾谈到童年的一件往事，可以作为上述看法的一个注解。当时她四、五岁，哥哥杨烨带着她和一帮孩子们爬到外文局楼顶上玩，惊动了大人们。他们找出这次行动的" 罪魁祸首" 杨烨，向杨宪益告了状。从来不打孩子的杨宪益居然动手打了小女儿几巴掌。小杨烨为了躲避惩罚，整整一夜没回家睡觉。他宁可露宿野外，也不向父亲的" 强权" 低头。那一年，杨烨十二岁。
这一次，倔强的杨烨做出石破天惊的决定，搅得全家不得安宁。他在家中不说汉语，断绝了和家人的交流，只有惶惶然的妈妈戴乃迭和儿子对话。杨宪益对杨烨的" 怪癖行为" 十分生气，他不能容忍儿子从" 极左" 跳到了" 极右" ，更不能容忍儿子要做英国人！他大发脾气，骂儿子是" 混蛋" ，父子关系日益紧张。杨敏如在回忆中分析了杨宪益当时的思想轨迹：
你看杨宪益这个人，他儿子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成了外国人的时候，他就比他极左的时候还恨他。他能容忍极左，因为他也有极左思想。他不能容忍一个人成了外国人了，最不能容忍了。你就知道他住在友谊宾馆（1994年6 月杨宪益搬到友谊宾馆去住）多别扭了。他不要当外国人！（杨敏如访谈，1994年6 月21日）
杨炽的回忆中也谈到了父亲和哥哥的矛盾：
（起先）我爸爸觉着他思想上（有问题），实际上他很快表现的不是思想问题而是精神上有毛病。但是我爸爸很长时间都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他觉得--他按中国人传统的想法，觉得精神病是一种弱点，好像人格上的缺陷--你怎么能够这样？！所以家里边就不是很愉快。……我爸爸认为' 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有很大的精神压力，我也有过幻听幻觉现象，但是我没有崩溃，你怎么会这样' ？！（杨炽访谈，1999年6 月25日）
杨敏如、杨炽的分析和回忆揭示了父亲和儿子之间巨大的心理隔阂和误解。杨宪益不理解儿子的痛苦，也没有试图去接近和理解他的内心。两个性格刚毅的男人之间发生了激烈深刻的碰撞（这种碰撞不表现在外表，而是在内心深处）。福柯在《疯颠与文明》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当世界处于极度荒谬之时，真理往往是通过" 疯颠" 的中介来揭示的。疯颠与艺术作品共同诞生，迫使世界对自己提出质疑。通过这种与艺术作品共始终的疯颠，世界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有罪者。
杨烨虽然不是艺术家，但他所有的疯癫行为都是针对世界的不合理而来。而且，惟其" 疯颠" ，才有惊世骇俗的力度。可惜的是，杨宪益没有这样想；作为父亲，他没有尽量与儿子的" 非理性" 行为进行沟通。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世俗的认识没有什么两样。当然，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杨烨的这种" 病态的反抗" 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人能够理解和容忍的限度（直到现在，人们说起这事时，即使最善意的说法也只是以" 他有病" 来解释一切）。
父亲的反对和家人的不理解使杨烨更加孤独，他越来越躲避人群，最后，他干脆以自闭来对抗。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洗脸，不换衣服，不吃饭，不见人。他表现得越来越" 疯" 了。然而，杨烨并没有停止" 成为英国人" 的奋斗。在经过多方努力之后，他采取了最大胆、也是最危险的行动--闯英国驻华大使馆。他多次失败，但是他绝不气馁，而是再接再励。有一次他拿着母亲的护照居然骗过了卫兵，成功地闯进了大使馆。当然，他最终被" 送" 了出来，并被公安局拘留。
杨烨的行为使杨宪益和戴乃迭焦头烂额，无计可施；连外文局领导也为此而大伤脑筋。最后，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他做出了决定：同意杨烨到英国去。戴乃迭在征得姐姐希尔达同意后，请了假，匆匆忙忙地送杨烨去了伦敦。时间在1975年底。
杨敏如回忆了杨烨临走的一些细节：
最让我难过的是，他走了，把他的书都烧了，都不要了。他也懂得不会回来了。他就留着他的团员证、毛主席像，一点儿东西，他把它包起来。好像他觉得这一段生活已经过去了，我还很珍惜，还都保留着。所以这孩子可怜极了！什么错都没有！要是差一点的孩子，出来以后骂骂咧咧的' 共产党真可恶' 什么的，都不会得这种病！（1994年6 月25日）
到最后，杨烨和父亲的关系近乎破裂。他不承认自己是杨宪益的儿子（他承认戴乃迭是他的母亲）。他认了一个英国干爹，此人是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友人菲力克斯．格林；杨烨给自己起了个英国名字：大卫．格林（David Greene），用的是干爹的姓。他到死都用着这个名字。至今，他的墓碑上刻的仍是：David Greene(1942-1979)。
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它造成的伤痛毁坏了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后半生，并影响了杨家几代人的生活。
108(略)
109．神奇之年--解冻
杨宪益在自传中称1976年为" 神奇之年" ，说的不错。那一年中发生的事情足以影响以后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那年一开头（1 月8 日）就是周恩来去世。" 栋梁夭折，大厦将倾" ，全国人民在悲痛之余更有一种惶恐不安；这种心情很快化为了反抗的行动：4 月5 日，天安门上演了抗议的活剧，"4．5 运动" 从此载入史册；7 月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逝世；7 月28日唐山发生7 ．8 级大地震，死亡人数超过35万，整个唐山城化为了灰烬；9 月9 日，毛泽东逝世；10月6 日，华国锋和叶剑英、汪东兴联手逮捕了" 四人帮" 。四人帮的垮台距毛泽东逝世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令所有中国人都感到惊奇。从此，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毛泽东的逝世是所有变化中最巨大的变化。他的死使大多数中国人如梦初醒：原来" 万寿无疆" 的伟大领袖也是个凡人，他也会生病也会死。他的死结束了一个时代，为四人帮的倒台铺平了道路。
四人帮的垮台使全中国亿万人民欢欣鼓舞。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庆祝游xing，人们敲锣打鼓，扭起了久违了的秧歌，人人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欢笑，家家户户举办家宴庆祝这一特大喜事。这种心情，似乎只有当年" 打倒蒋介石，翻身得解放" 的年代可以相比。杨宪益也参加了庆祝游xing。他与全国大多数人一样，感到了" 第二次解放" 的狂喜。
然而，" 解放" 的道路并不平坦，近三十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逮捕几个人容易，在政治上打倒一批人，调换一批人也容易，但要彻底清理几十年极权主义政权造成的祸害，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难的是人的思想变化。长期的政治高压和思想禁锢造成了全民性的人格萎缩和思维退化，这种状况使思想解放的道路举步维艰。画家廖冰兄的一幅漫画活灵活现地表达了这一主题：画中人被硬生生地塞到了一个坛子里，他在里面蜷缩成了一小团，惊恐的目光看着前方，浑身瑟瑟发抖。四凶覆灭，坛子碎成两半，但坛中人已全身肌肉萎缩，骨头酥软，无法站立起来了。画家写了如下文字表示他作画的心态：四凶覆灭后写此自嘲并嘲与我相类者。此画具典型意义，代表了很多人的心态。杨宪益专为此画题了一首诗：
一朝解放反生愁，久惯牢房怕自由。
顾虑重重难提笔，大家求放我求收。
这首诗是有感而发。其中的" 久惯牢房怕自由" 一句，有杨宪益自己的真实体会("心有余悸" 是社会普遍现象。就连杨宪益的上级、老革命刘尊棋也未能" 幸免" 。笔者从一篇文章中看到，刘尊棋在" 改正" 后一次谈起他的遭遇时，突然" 眼睛很迅速地往身后边搜索了一下" ，在刹那中露出惶恐的神色，令在场者唏嘘不已)。
对于当时中国人思想禁锢的情况，苏格兰女专家白霞有切身的体会。她1977年来华，在《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作为见证人，她目睹了变化的全过程（1977-1987年白霞在华工作，正好是思想解放的十年）。她对笔者叙述了她刚到外文局的处境。作为一个初到中国的外国人，她的观察尖锐而细致：
1977年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和今天比较起来，任何事务都受到批判。政治就是一切。
你和谁说话？他说了些什么？甚至你穿什么衣服都和政治连在一起。如果一个中国姑娘把她的头发卷起来，这就是一个" 事件" 。她与众不同，她要干什么？她有什么目的？！你做的任何事情都被监视，被分析。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是个非常复杂困难的时期。那时人们之间的关系有许多问题。人们身处对立的政治派别，互相憎恨。这里有谋杀者和被谋杀者。华国锋派调查组调查了两年，没有查清楚谋杀事件。大约三十人死于非命，没有结论（外文局现在的结论是：在文革中死去的几十个人均系" 自杀" ，不存在" 谋杀" 。但相当一部分人私下里至今对这个" 结论" 持怀疑态度。这件事成了永久之谜。其实，正如作家萧乾在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中所说：" 在暴力之下，自杀与他杀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 笔者）。那个时期对中国人是困难的，对外国人来说也是困难的。你说77年已经不困难了，可它的确是困难时期。……有些外国专家是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有些没关监狱的。有的外国专家，只说党想让他们说的话，有的话就是些废话。党想让他们这样，他们就"Yes,Yes" ，党想要那样，他们又"Yes，Yes"，那是很愚蠢的。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有很少的专家你可以信任，可能只有二、三个人可以信任。因为他们（多数人）可能会向领导汇报我说的话。这是77年的事。到了87年，没有人会在乎你向领导汇报什么。而在77年，人人都担心这种事情--你会不会是个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分子或者别的什么分子？所以那是非常难熬的日子。（白霞访谈，2000年2 月21日）
白霞的回忆揭示了一个事实：连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都要处处看领导的眼色行
事，中国人的处境如何就不难想像了。那一时期，杨宪益写了一首有名的诗，描画出当时许多人" 乍暖还寒" ，担忧" 变天" 的心情：
兴来纵酒发狂言，历尽风霜锷未残。
大跃进中宜翘尾，桃花源里可耕田？
老夫不怕重回狱，诸子何忧再变天。
好乘东风策群力，匪帮余孽要全歼。
杨宪益给这首诗起名" 狂言" ，很说明问题。这是一首" 言志" 的诗，尽管杨
宪益在当时仍需要靠" 纵酒兴来" 才发得出" 老夫不怕重回狱" 这种狂言的，但毕
竟，他已经挺直了腰杆。他由一个" 牛鬼" 重新成为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10．噩耗
1979年1 月上旬某一天，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英国驻华使馆给戴乃迭打来电话说"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话还没说完，戴乃迭立刻预感到是儿子出事了。她迫不急待地问" 是不是关于我儿子的消息？" 对方回答" 是。" 接着，使馆的人简要地告知戴乃迭，她的儿子杨烨在圣诞节期间在英国的寓所自杀了。死的方式十分惨烈：他锁上房门，然后亲手点燃了汽油，自fen而亡。时间是1979年1 月6 日。
对于儿子的死，杨宪益在自传中只写了几句话：
我们儿子的死是我们最为惨痛的损失。尤其对于乃迭打击更大。自从那次事变后，她的健康迅速地恶化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52 页）
噩耗传来以后的第二天，杨宪益照样去上班，甚至连戴乃迭也去班上坐了半天。同事们小心翼翼，绝口不提这个话题。从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这件事在杨家成了一个" 禁忌" 。1979年 9月（离杨烨去世才半年多），杨宪益和戴乃迭去英国探亲访问，他们见了戴乃迭的姐姐希尔达（杨烨正是在她家自fen的），也绝口不提杨烨的事。然而，在这种异常的冷静和克制的背后，却是永远无法疗治的锥心的伤痛。事实证明，这伤痛对于戴乃迭来说是一种" 无期徒刑" ，只有生命的结束才能终止它的折磨。
2002年10月21日，在杨烨去世23年以后，笔者采访了来北京探亲的戴乃迭的姐姐希尔达（那时，戴乃迭也已去世三年了），希尔达谈到了她的外甥杨烨。她说：
他是个那么文雅的男孩，非常有礼貌。他显得头脑清晰，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非常聪明。但他不会表达感情，不能与人打交道。他也不想与人打交道。
初见面时，他显得那么年青，像一个十多岁的少年人。简直不敢相信他已经三十出头了。他很害羞，有些神经质，很少吃东西，人越来越瘦。我感到他是个十分敏感的男孩子。但他无疑是个有抱负的青年。他的房间里堆放着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德文书籍，他还复印了他喜爱的英文诗集。
很明显，他来到英国是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他想使自己成为一个" 新人" 。他想忘掉过去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他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因此，他也不想接触他在英国的家人。开头，我们是在一起吃饭，但是他说他不想这样在一起吃饭，也不愿意接受我给他的钱。他说他会自己照顾自己。他还说，他不想遇见任何认识他和知道他过去的人。他想开始新的生活。他对我说，他想进学校学习。我想，他认为有了在英国接受正规教育的学历，又通过正式考试，就可以拥有全新的生活了。（希尔达访谈，2002年10月21日）
杨烨为什么不愿意与人打交道？希尔达用她的理解解答了这个问题。她说：
他不能跟人好好相处。我曾建议他去打打篮球，参加一些与人交往的活动。他还真的去了一次。但是很不高兴地回来了。因为--他们问他" 你是哪里人？" 而他不想告诉他们他是从哪儿来的。他不想谈起他的过去。
天真的杨烨没有想到，" 过去" 是不能一甩就掉的；而全新的生活更不容易马上就开始。事实上，过去的噩梦无时不在折磨着他。希尔达说，他到了英国以后，仍然十分害怕给" 抓回" 中国去；甚至一见到中国人，他就吓的发抖。有一次，白霞和她的朋友邀杨烨外出游玩，他很开心，过了一个少有的愉快的假日。后来，他们去到一家咖啡店，店里有一对中国夫妇在喝咖啡，杨烨一见到这两个中国人，立刻脸色大变，愉快的心情荡然无存。糟糕的是，杨烨既想与过去一刀两断，他的护照却仍是中国护照，护照上的名字仍是他想忘掉的" 杨烨" 二字。每年一次的换护照，总要又一次提醒他想起过去的一切。他身在英国，用的是英国名字，身份却仍然是中国人（英国政府规定必须在英国住满5 年后方可申请加入英国国籍）。但是，杨烨既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又不是英国人。他夹在两种政治制度、两种文化和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中间；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临死前的几个月，杨烨显得格外正常。每次希尔达为他清理好房间后，他往往会留一个小纸条儿，纸条上写着：希尔达，谢谢你！这使希尔达感到很安慰。那时已是1978年，毛泽东逝世已经两年，四人帮也早已打倒。杨烨并没有忘记故国，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这一切。希尔达回忆到一个惊人的细节，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思想状况：
在他的房间，有一张毛主席像。那是一张小小的像片，上面戳满了洞。看到这
张像我吃了一惊！因为这反映了他真实的思想状况。他曾经是毛的那么忠实的战士--你们叫什么来着？哦--叫" 红卫兵" 。可是，毛却把这些年青的红卫兵打翻在地！
这张毛主席像正是杨烨从北京带到伦敦的，他一直珍藏着。走到哪儿都摆在他的桌上。如今，上面却戳满了洞。这张戳满了洞的毛泽东的肖像象征着他破碎了的理想。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揭示了杨烨内心翻腾的风暴。
杨烨死的很冷静。计划很周密。他事先准备了汽油。趁着姨妈希尔达将要外出之前行动。这样，家中有人，不至于把整栋房屋都烧毁。整个过程只有二十分钟，消防队就到了。而他--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死的那么刚烈，正如他的为人。
杨烨是死在新旧交替，方死方生之坎上；他的死似乎成了一个象征。许多年来，人们避免谈论他的死，这是中国人一向的忌讳。久而久之，杨烨的名字似乎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化了。只有一个人无时无刻地想念他；而且，时间越久，对他的思念越强烈越沉重--这个人就是杨烨的母亲戴乃迭。戴乃迭跟儿子之间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在三个孩子中，她最珍爱、期望最高的就是长子杨烨；杨烨的死是戴乃迭心中永远的痛。从此，她的生活永远没有了阳光。
杨烨是值得纪念的。他用他的死，发出了对政治迫害和种族歧视双重压迫的永久的无言的抗议。
[ Last edited by 猪佬当家 on 2006-1-7 at 0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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